在印度，这些女孩想当一颗自由的子弹
女孩希尔柏一直记得一句话：“命运之母在你额头上一点，额上的印记就是你的命运。”
这是祖母讲过的话。祖母还说过：“长大后，你要嫁给我的儿子，你的叔叔。”在那间终年炎热却不算明亮的屋子里，希尔柏点点头：“好，我会嫁给他。”
这似乎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在印度，女孩总是牺牲得更多，低种姓的女孩更是如此。命运把她们送到人间，却命令她们从此终日与黄沙冷石、锅碗瓢盆、暴力侮辱为伴。
正在采石场工作的印度女性
（图源：中国网络电视台）
但希尔柏是一个幸运的例外。多年以后，她没有嫁给自己的叔叔，而是成为了一名记者。她写了一本书，书里提到一个很温柔的名字，“香提巴旺”。
“香提巴旺”，印语中的“和平之屋”，改写了希尔柏在内的许多女孩的命运。
今天，让我们走进纪录片《天命之女》（Daughters Of Destiny），走进“香提巴旺”，为你讲述不断与命运抗争的印度女孩们的故事。
纪录片《天命之女》海报
（图源：豆瓣）
1
“香提巴旺”：底层女孩的伊甸园
“我们被称为‘贱民’，最低等的种姓。”女孩克尔希卡说。她的家人正在采石场举起沉重的石锤，一次次砸向坚硬的石块，把砸下来的碎石高高地堆上卡车。
在印度，“贱民”只配做这样的工作，枯燥、繁重、低薪，日均收入不到2美元。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维持基本生活。
克尔希卡却未曾遭遇这样的日子。因为4岁那年，母亲决定送她去“香提巴旺”。
克尔希卡正接受采访
（图源：纪录片《天命之女》）
“我知道你们过得很辛苦却只能勉强糊口，但这些孩子应该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千年来的苦难一定要结束，为此，我们创建了香提巴旺。”
面对台下众多男女疑惑又殷切的目光，乔治博士鬓角斑白，声音却温和有力。1997年，49岁的他卖掉了公司，回到家乡印度创建了“香提巴旺”——一所专门接收印度最贫困、最底层孩子的全公益学校。
这是乔治博士真正的理想。在他看来，“教育”才是打破顽固的阶层壁垒的最有效方式。
乔治博士对家长们阐述自己的办学理念
（图源：纪录片《天命之女》）
从4岁入学始，“香提巴旺”免费资助孩子们接受至少14年全球式的优质教育。在这里，“不接受任何借口，只接受优异的表现，不管性别，不管种姓”。
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孩子们学着正视“种姓”，这种“人创造出来的压迫他人”的产物。而对女孩们来说，她们更清晰地看到，在“种姓”之外，“性别”如何成为另一把沉重的枷锁。
每次放假回家，女孩曼朱拉都要面对祖母的逼问：“你究竟是嫁人还是读书？”
彼时，曼朱拉在“香提巴旺”已受教10年，喜欢生物和数学，且成绩优异。
曼朱拉的家
（图源：纪录片《天命之女》）
但在老一辈眼里，女孩生来就是低下的，读书除了让她们造反，不会带来任何改变。
实际上，不仅曼朱拉，很多女孩来到“香提巴旺”之前都遭遇过同样的偏见和歧视。在不知“平等”二字如何书写的男权社会，女性，特别是底层女性，几乎从未得到过公正的待遇。
幸而，在“香提巴旺”成长的女孩从小就明白，在不公面前，只有努力读书、独立自主，“才能成为自己生命的主宰，不再受制于人。”所以，曼朱拉和其他许多同样处境的女孩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努力让自己成为偏见和歧视的最有力的反证。
曼朱拉正在朗诵一篇主题为“坚定”的文章
（图源：纪录片《天命之女》）
她们必须成为那颗自由的子弹。她们要冲开希望与解脱的大门，扯下本不应该存在的锁链。
2
罪与死：自由的代价
在努力自我证明的日子里，女孩们却未曾预料，成长的第一个代价，就是要学会面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以及平衡由此引发的“得到”和“失去”。
在“香提巴旺”，男孩女孩们可以自由地交友，是彼此亲密的兄弟姐妹。
然而，16岁的女孩普丽莎只要一回到家，就会被哥哥逼着穿上印度传统女性的典型服饰，否则街上的男孩会不怀好意地审视她。
女孩普丽莎
（图源：纪录片《天命之女》）
出于少女的天性喜欢一个男孩，在家里人看来，更是无比糟糕的事，甚至连正常的交往都不被允许。
有时，普丽莎会约上好友柯林顿在街上散步，他们都热爱音乐，有很多共同话题。然而，当男孩进一步邀请她一起打羽毛球时，“哦不”，普丽莎飞速地说，“我哥哥会……”她做了个割脖子的手势。在他们头顶的阳台上，一位裹着纱丽的女邻居正斜眼盯着他们。
“普丽莎在和男孩约会。”很快，闲话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
因此，为了“名声”，很多时候普丽莎不得不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洗干净哥哥扔过来的脏衣服，帮助母亲做家务，“做一个女孩在家里该做的事。”
母亲教训普丽莎做不好家务
（图源：纪录片《天命之女》）
比限制自由更让女孩们痛苦的，是来自姐妹的不理解，“被选中”的女孩在姐妹的眼中背负了幸运的“原罪”。
为了使教育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香提巴旺”在每家只收一个孩子。因此，在妹妹卡薇亚眼里，姐姐希尔柏就是那个幸运的天选之女。姐姐12岁时在一个自由的地方读书，而她的12岁却被无止尽的家务包围。父母把好的都给了姐姐，她却什么都没有。
于是，两年后，卡薇亚做出了“让家门蒙羞的事”，她跟着一个有钱的男人离开了，以此反抗不公。父亲震怒，再不许她回村。
“仿佛我得到去香提巴旺的机会，是无法原谅的罪，所以她始终无法饶恕我。”提及妹妹，希尔柏说道。
的确如此，女孩们面对的是一个割裂的世界。她们在“香提巴旺”获得了勇气和智慧，但面对一个“纯印度社会”，她们仍旧处理不好其中的纷乱。
从“香提巴旺”毕业后，希尔柏进入私立大学新闻系就读。被问到“是否后悔成为被选中的女孩”这个问题时，她盯着摄影机沉默了许久，最后轻声说：“我不想回答。”
希尔柏不知如何作答
（图源：纪录片《天命之女》）
或许在得知噩耗的那一刻，希尔柏就再也无法原谅自己——离家出走九个月后，妹妹自杀了。此前，妹妹曾向她求助，想要回到村子，但她觉得妹妹的行为实在“太坏”，没有答应。
同是毕业的那一年，普丽莎搬家了。因为她选择继续和男孩柯林顿来往，名声“彻底毁了”。
3
幸运与不幸：女孩们的妥协
在现实面前，如何掷地有声地迈入另一个世界，是“香提巴旺”的孩子们首先要修炼的课题。
克尔希卡似乎是四个女孩里最坚定的。进入大学后，她主修法律，和导师一起，为在非法经营的采石场工作超过20年的“最低种姓族群”争取利益。
克尔希卡正和导师商议采石场案例
（图源：纪录片《天命之女》）
这是一场艰难但具有开创意义的斗争。在斗争中，导师始终坚持让克尔希卡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尽管身处于重男轻女的大环境，但她的聪慧和勇敢却得到了村里长老的肯定，改变了当地人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这在印度是极为难得的。
2013年，克尔希卡通过电视机，对所有能看到CNN-IB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印度台）的人们说：“我真心希望能为印度的社会做出改变，主要是争取平等，为了这个目标我可以牺牲一切。”
7年前，11岁的她也曾对着摄像机说过相似的话：“离开香提巴旺后，我想继续求学，读法律，之后做印度总统，这样我就能帮助许多和我一样的人改善生活。”
11岁的克尔希卡正陈述自己的梦想
（图源：纪录片《天命之女》）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像克尔希卡一样目标明确且始终如一。
想成为工程师的曼朱拉最后选择了护理系，这与她最初的想法相差甚远；普丽莎一心想当个歌手，但为了尽早回报家庭与学校，她可能要放下前途不定的梦想；失去妹妹的希尔柏曾一度想放弃考学，准备在政府人力资源部门谋个差事。
从始至终，“香提巴旺”只给了孩子们一个使命，“成为社会栋梁，反过来帮助自己的家庭、社区，乃至更广大的世界。”
但离开“香提巴旺”后，他们并没有因为受到优质的教育而被许诺一个美好的未来，而是和大多数人一样，经历迷茫，学会妥协。
普丽莎五年后的愿望
（图源：纪录片《天命之女》）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女孩们的纠结也证明着，此时此刻，她们已不再是板正的传统女人，而是哈姆雷特式大写的“人”，有权“选择痛苦”。
正如乔治博士所说，出身与性别确是难以更改的天命，但也是过去。此刻存在的意义，是与所谓“既定”的命运争夺属于自己的未来。
4
别再折断她们的翅膀
纪录片拍摄结束后，“香提巴旺”的孩子们的生活仍在继续。目前，她们已经进入社会各个领域工作，成为自己家族有史以来第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生活方式与未来道路的人。
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从被唾弃的一生到冲破历史和文化共筑的铜墙铁壁，她们付出的是比常人多得多的努力。
实际上，历史中每一个“下位者”争取平等和幸福的过程，都并非一蹴而就。
与印度相似，由于千百年来社会传统的压制、厌女文化的根深蒂固，中国女性争取受教育权之路同样走得艰辛、漫长、弥漫血与泪。
在中国，直到19世纪末，束缚女性的封建传统礼教才开始松绑。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在本土主办的教会女学盛极一时，虽然它带有明显的殖民性质，但在某种意义上结束了中国女子无学校教育的落后状态，开女子教育之先例。
齐鲁大学，当年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十三所教会大学之一
（图源：网易）
20世纪初，中国人自己办的女学在中国各地兴起，“远方童女，亦愿担凳负笈而来。”[1]但彼时，女学仍受制于各方压力，阻碍重重。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北京大学开放女禁，首开自办大学男女同校的先河。然而，这一实践并不彻底，此后，仍有无数仁人志士为争取男女受教育权的平等奔走呼号。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于1954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第九十六条明文规定：不分男女均有机会接受文化教育。
50年代的学生课堂
（图源：浙江教育）
很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986）、《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199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和《妇女权益保障法》（2005）中，保障女性受教育权的条款随之而来。
2006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修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从此，“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2]
义务教育的普及大大提高了女童人学率，越来越多的女性获得了走进高中教育及高等教育的敲门砖。
今天，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正式颁布已过去35周年。这35年里，受惠于教育公平的女孩们，很多已成长为可独当一面的新时代女性。她们进入各大高校，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比不少男性更为出色。
对她们来说，因为曾求而不得，所以一旦拥有，便倍加珍惜。那种站在裂土上渴望水源的滋味，使得她们往往比其他人都更为坚定、更为执着。在很大程度上，教育是改变她们命运的最重要途径。
但是，在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人不能踏上公平的土地。或许是在遥远的山区，或许就在你的身边，教育中的性别不公从未完全消失。
张桂梅校长正在悉心教导学生
（图源：新华网）
张桂梅校长的事迹引起广泛关注后，人们看到的是她12年来将1600多名女孩送出大山，却没有看到大山深处“超乎想象的贫穷”。
一些人在明亮宽敞的教室读书学习的时候，有些女孩却只能住在四面黄墙的破屋中。屋里堆满了高高的酒瓶，喝醉的男人们七倒八歪无所事事，女人们烧点苞谷和洋芋，混着发霉的米饭，一顿顿吃下去。[3]
如果没有走进女高接受教育，她们的一生，或许早早就离开学校，听从家里的安排、嫁人生子，一辈子走不出贫穷的乡村。又或者，在某个寂静的夜晚，被巴掌和拳脚、麻绳和尖刀永远地夺取了无辜的生命。[3]
也有一些看似“体面”的家庭，在女孩面临重大人生选择时，却残忍地折断了她的翅膀。近日热映的电影《我的姐姐》中，安然的姑妈一角，因为她是女孩、是姐姐，所以尽管凭借优秀的成绩考上了西师大俄语系，也只能把读书机会让给家里准备上中专的弟弟。
姑妈失去上大学的机会
（图源：电影《我的姐姐》）
如今，我们欣慰于越来越多的女孩得以接受教育，但那些漂亮的照片和报道，说不出全部的话。
改变这一切，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如果有可能，请去倾听、去帮助。毕竟，这些一心渴望教育的孩子，既是我们的过去，又是我们的未来。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所有女孩都不用成为“天命之女”，也可以拥有自由选择人生的机会。
参考文献
[1]上海创设中国女学堂记[N] .万国公报, 1898 , 6(125)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EB/OL］.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69/info20369.htm，2006-06-30．
[3]成为张桂梅[J/OL].人物杂志，https://mp.weixin.qq.com/s/spBZ-oHrjQjnDF3v73PrzA.
作者丨杨美德
编辑丨杨若嫣 陈皮 余涵萱 刘文利
视觉丨橘子皮 张昱凌
排版丨张池
校对丨陈慧琳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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